2026年 01期
边疆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增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与路径
赵海霞;曹坤;边疆地区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边疆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培育的民族精神财富及物质文化载体，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多民族的共同创造，在多民族实践中不断丰富，体现了多民族共享的本质特征。深入发掘边疆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功能，需要整体把握其在激活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增进各族人民国家认同，以及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的价值，以“有形”为依托、“有感”为核心、“有效”为目的，充分发挥边疆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作用。
数字化非遗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学理依据、方法阐释与实践路径
马晓娜;李政;数字化非遗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起到了文化与技术协同赋能的重要作用。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活态见证，非遗承载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构成了阐释中华文明连续性与整体性的文化宝库。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打开这一宝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文化力量。在技术构造的数字空间中，观众不仅能领会非遗承载的文化内涵，还能激发其审美意识，感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精神，以促进个体将共同体意识内化。由是，为观众从理论认知到实践行动的转化提供了可能性。在方法上，需把握精神纽带与物质纽带的辩证关系，并以此锚定实践：教育是巩固精神纽带的关键中介，产业是形成物质纽带的重要途径，二者共同作用，以数字化非遗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念创设文化浸润的日常生活景观。
符号构建与意象表达：中华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与路径
梁丹;符号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构建意义世界的介质。中华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表征，其核心功能在于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蕴的抽象精神基质转化为可感知的具象文化图式。以符号学理论的三元结构为借鉴，可从中华民族标识形象、中华文化指涉对象和中华民族精神意象三个维度构建中华文化符号的解释框架，据此形成“筛选整合——价值锚定——共识共践”的符号构建机制，并进一步提出精准提炼本土文化符号元素、深度诠释民族精神象征谱系、多维打造民族形象标识范式的中华文化符号意象表达路径。通过符号构建与意象表达，将各族群众置身于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感性认知走向理性实践。
萨珊帝国时期巴列维语在亚欧大陆的传播
车效梅;牛凌志;萨珊帝国以巴列维语为官方语言，依托军事扩张与跨区域贸易网络，使其在4—7世纪成为亚欧大陆上的重要通用语言之一。其影响力从伊朗核心区辐射至中亚、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地区。巴列维语的文字体系及其承载的规范化商贸、法律与宗教术语，不仅强化了帝国的中央集权，而且成为维系地中海、中亚、印度洋等地跨区域贸易的关键因素；不仅成为波斯主流文化对外辐射的重要载体，而且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协作；不仅对周边民族语言的词汇组成与文书结构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亚欧大陆诸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钱币学视域下古代南粟特文明交流的印记
齐小艳;李嘉宁;自公元前3世纪起，南粟特以亚历山大钱币为原型进行了造币活动。早期钱币在打制工艺、材质、币值体系、铭文及正背面图像等方面均呈现鲜明的希腊化特征。随着大月氏—贵霜帝国、萨珊波斯、嚈哒、突厥、中国唐朝及阿拉伯帝国的控制和影响，南粟特钱币体现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其形态变迁既映射政治权力的更迭，又见证了粟特与诸多文明的深度互动。公元4至7世纪是南粟特造币体系的关键发展阶段，也正是以史国为核心的南粟特同中原王朝密切往来时期。此时的汉文史料不仅记载了粟特作为整体地域单元的存在，而且揭示了南粟特的区域认同。粟特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跨区域的商业贸易为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这些文化要素通过粟特商人传入中国，并出现在史君墓等物质遗存中。
史学互鉴视域下帕提亚文化记忆在东西方古代世界的流变
龙沛;郭欣如;西方古典史料、波斯史料和中国史料中的帕提亚历史信息及其文化记忆，具有密切的互补交流关系。安息王室正统和帕提亚贵族集体认同是帕提亚帝国留下的重要政治文化遗产。而中国史料对于条支与安息关系的记载，可以有效补充西方古典史家构建的帕提亚史基本框架。帕提亚帝国在东西方古代世界留下了鲜明的文化记忆。三种史学传统的互证交流，有力地揭示了帕提亚帝国文明遗产的多元性和持久性。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多元文化交融——以希腊神形象为例
刘成;因为在宣示国王正统地位、宣扬国王的功绩、维护希腊—马其顿人团结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希腊神崇拜受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者的推崇。这为王国境内希腊神形象的盛行提供了基础。希腊神形象广泛出现在钱币、建筑、艺术品之上，为我们了解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多元文化交融提供了重要视角。本文基于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近现代学者研究成果，分析希腊神形象所反映的多元文化交融。这一研究对于理解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乃至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文化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阿富汗建交问题再探
张安;基于良好的历史印象、地缘政治及中立主义外交，阿富汗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承认了新中国。随后，中阿两国就原国民党政府驻阿公使馆的财产处理问题、前阿富汗驻华外交人员的回国问题进行了交涉。但由于阿富汗担心与中国关系过于亲密而得罪美国，主动搁置了中阿建交。鉴于阿美关系的密切，以及阿富汗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地位不高，中国政府也没有急于完成与阿富汗的建交工作。1953年达乌德上台后，美巴结盟、阿美关系的疏离及阿苏关系的发展，促使阿富汗很快将中阿建交问题提上日程。由于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政策的调整、苏阿关系的改善以及为了维护西部安全，中国政府也对中阿建交持积极态度。从1954年1月开始，中阿两国经过一系列交涉，最终于1955年1月正式建交。纵观中阿建交的历程，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地缘环境下，中阿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气候合作的基础、价值与路径
张立辉;黄忠伟;黄建平;在全球气候危机加剧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依托“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积极构建新型区域气候合作模式。这一合作不仅具备多维度可行性与深远的战略意义，更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共同面临的气候挑战构成了合作的内生动力，各自的主动作为为合作的推进提供了关键支撑，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与机制支持成为重要的外部保障。在价值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气候合作提供了关键指引与重要支撑，在此框架下开展的合作，既强化了区域气候治理效能，又促进了双方利益的深度融合，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根基。面向未来，双方应聚焦制度协同、项目适配、技术创新和保障体系升级四大维度，协同推进联动机制构建、能源基础设施低碳转型和联合科研平台搭建，不断夯实合作的可持续基础，从而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区域气候治理新范式。
数智时代民营小微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现实困境、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
杨春;李箐;民营小微出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构建跨学科的“数字赋能—能力构建—绩效提升”分析框架，系统剖析民营小微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困境、驱动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表明，当前企业在转型中仍面临“三低”（认知低、技术能力低、业务融合低）与“两高”（投入成本高、国际竞争风险高）的困境。数据要素的广泛应用通过触发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组织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源管理变革，构成了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机制。研究进一步提出，企业可通过流程智能化提升运营效率、协同网络优化供应链管理、预测与风控模型降低成本与风险等具体路径，有效推进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