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日报》创刊之初刊载了一系列以“捣乱”为题的小说，作者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题目之前加“捣乱”二字，以游戏笔墨对古典名著进行改编。“捣乱”系列小说以洪宪帝制事件为主要内容，运用时事化“捣乱”逻辑，生动描绘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全过程；系列小说中的“捣乱”有三重意义：一指袁世凯对民国政治的破坏，二指作者以笔为刃，在舆论层面对袁世凯一方发起的对抗，三指小说改编过程中，对原著文本内部完成的重构；该系列小说的显著风格是“讥弹嘻笑”，是在继承中国诙谐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以“捣乱”之名参与国事、批判社会、表达自我的小说创作实践，展现了民初小说家对小说“趣味”的注重。
合作共建是口语互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关乎会话进程，涉及词汇、短语、小句、复句等语言资源和身体视觉等多模态资源。目前关于合作共建的研究中，鲜有从话轮序列角度专门讨论连词引发的合作共建。本文基于300万字的汉语自然口语语料，分析了由连词引发的合作共建的类型、典型的话语模式和基本的互动功能。根据连词在话轮序列中的不同位置分布，可将连词引发的合作共建分为居尾后联型、居首前接型、独立话轮型三种类型，从而构成四种典型的话语模式。合作共建中的连词主要有五种基本的互动功能：1）邀请完成；2）涉敏保留；3）引发抢夺；4）诱导信息；5）强化立场。
边疆地区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边疆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培育的民族精神财富及物质文化载体，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多民族的共同创造，在多民族实践中不断丰富，体现了多民族共享的本质特征。深入发掘边疆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功能，需要整体把握其在激活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增进各族人民国家认同，以及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的价值，以“有形”为依托、“有感”为核心、“有效”为目的，充分发挥边疆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作用。
符号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构建意义世界的介质。中华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表征，其核心功能在于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蕴的抽象精神基质转化为可感知的具象文化图式。以符号学理论的三元结构为借鉴，可从中华民族标识形象、中华文化指涉对象和中华民族精神意象三个维度构建中华文化符号的解释框架，据此形成“筛选整合——价值锚定——共识共践”的符号构建机制，并进一步提出精准提炼本土文化符号元素、深度诠释民族精神象征谱系、多维打造民族形象标识范式的中华文化符号意象表达路径。通过符号构建与意象表达，将各族群众置身于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感性认知走向理性实践。
自公元前3世纪起，南粟特以亚历山大钱币为原型进行了造币活动。早期钱币在打制工艺、材质、币值体系、铭文及正背面图像等方面均呈现鲜明的希腊化特征。随着大月氏—贵霜帝国、萨珊波斯、嚈哒、突厥、中国唐朝及阿拉伯帝国的控制和影响，南粟特钱币体现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其形态变迁既映射政治权力的更迭，又见证了粟特与诸多文明的深度互动。公元4至7世纪是南粟特造币体系的关键发展阶段，也正是以史国为核心的南粟特同中原王朝密切往来时期。此时的汉文史料不仅记载了粟特作为整体地域单元的存在，而且揭示了南粟特的区域认同。粟特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跨区域的商业贸易为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这些文化要素通过粟特商人传入中国，并出现在史君墓等物质遗存中。
在全球气候危机加剧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依托“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积极构建新型区域气候合作模式。这一合作不仅具备多维度可行性与深远的战略意义，更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共同面临的气候挑战构成了合作的内生动力，各自的主动作为为合作的推进提供了关键支撑，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与机制支持成为重要的外部保障。在价值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气候合作提供了关键指引与重要支撑，在此框架下开展的合作，既强化了区域气候治理效能，又促进了双方利益的深度融合，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根基。面向未来，双方应聚焦制度协同、项目适配、技术创新和保障体系升级四大维度，协同推进联动机制构建、能源基础设施低碳转型和联合科研平台搭建，不断夯实合作的可持续基础，从而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区域气候治理新范式。
特征指称名词不同于性状义名词，这类名词可以出现在“程度副词+有NP”格式中，而不能出现在“程度副词+NP”格式中。“程度副词+有NP”是特征指称名词的专属格式，性状义名词无法进入。特征指称名词大致可分为知识才能、气质品格、情感态度、策略见解、作用意义、性质属性等六类。单音节特征指称名词和“有”组合而成的双音节“有N”相当一部分已经成词。双音节特征指称名词有一部分为兼类词，以名形兼类和名动兼类最为常见，但在“程度副词+有X”格式中均属名词。三音节特征指称名词以附缀式最为典型，常见的词缀或类词缀有“力、气、性、头、劲”等。“有+特征指称名词”具有性状义，但其是否兼有程度义却跟其中的名词所指称的特征是否为人或某种事物所共有相关。特征指称名词除了能够进入“程度副词+有NP”之外，还可进入“有着NP”“具有NP”和“颇具NP”格式，但这几个格式的功能略有差异。
《学位法》将“权益保护”与“质量保障”纳入立法目的，标志着我国学位治理从管理导向转向效能导向。然而，新法在实施中面临国家监管与高校自治的内在张力，集中体现为学位授予过程的程序性权利供给不足与质量保障的激励效能薄弱。学位制度的法治化重构应遵循“权益保障—质量保障”双维路径。在权益保障维度，核心在于构建贯穿培养全过程的可诉权利机制，通过标准公开、理由说明与复核期限等程序性规则，将《学位法》的保护承诺具体化。在质量保障维度，关键在于构建政府、市场与高校协同的治理框架，以负面清单划定权力边界，并通过“底线合规”与“发展性”双层指标体系引导多元评价。上述制度设计旨在推动学位治理从规范宣示转向可问责、可改进的法治化运行，为《学位法》的有效实施提供机制支撑。
西方古典史料、波斯史料和中国史料中的帕提亚历史信息及其文化记忆，具有密切的互补交流关系。安息王室正统和帕提亚贵族集体认同是帕提亚帝国留下的重要政治文化遗产。而中国史料对于条支与安息关系的记载，可以有效补充西方古典史家构建的帕提亚史基本框架。帕提亚帝国在东西方古代世界留下了鲜明的文化记忆。三种史学传统的互证交流，有力地揭示了帕提亚帝国文明遗产的多元性和持久性。
民营小微出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构建跨学科的“数字赋能—能力构建—绩效提升”分析框架，系统剖析民营小微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困境、驱动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表明，当前企业在转型中仍面临“三低”（认知低、技术能力低、业务融合低）与“两高”（投入成本高、国际竞争风险高）的困境。数据要素的广泛应用通过触发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组织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源管理变革，构成了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机制。研究进一步提出，企业可通过流程智能化提升运营效率、协同网络优化供应链管理、预测与风控模型降低成本与风险等具体路径，有效推进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