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

(1)鉴于“民族”一词通常包含近代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政治内涵，为求概念严谨和表述客观，本文除特定专名和引文外，统一采用“族群”一词指代先秦语境下基于地缘、文化或血缘的共同体。

(2)参见渡边英幸：《古代中华观念的形成》，吴昊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23页。

(3)“前华夏世界观”是相较《禹贡》“华夏中心”观念而言，代表了一种方国杂糅、一视同仁的世界观。刘宗迪指出，在《禹贡》中，四夷只是中国的边缘，是可有可无的“他者”；而在《大荒经》中，虽然按照四方分别记载海外列国，但没有中心与边缘、中国与四夷之分，这是一种对各国一视同仁的眼光，而不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眼光。在《大荒经》的版图中，《海内经》只是空间上的中心，但并不是文明的中心。这是一种跟《禹贡》所构建的华夏中心世界观迥异其趣的地理学和世界观，如果说《禹贡》地理学奠定了华夏传统世界观，那么《山海经》所呈现的显然是一种比《禹贡》世界图景更古老的世界图景，记载的是一些较之《禹贡》更古老的地理知识，《大荒经》中还没有华夏与蛮夷之分，其中的不同族姓也没有文明与野蛮之分，因此把它称为“前华夏世界观”。参见刘宗迪：《地理学与华夏世界观的构建》，《现代哲学》2023年第3期，第119页。

(4)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宋志英、晁岳佩撰编：《〈逸周书〉研究文献辑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章宁：《逸周书疏证》，西安：三秦出版社，2023年。

(1)代表学者有王应麟。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795页。

(2)代表研究参见罗家湘：《〈逸周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5页；张怀通：《〈逸周书〉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51页。

(3)代表研究参见顾颉刚：《历史之部——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43页；赵奉蓉：《〈逸周书〉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第9页；刘宗迪：《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26页。

(4)“四方—中心”特指基于《王会》文本方位的空间排布，与前述“中心—边缘”格局的叙事形态有所区别。“中心—边缘”范式在先秦语境下，侧重强调基于“五服”与“华夷”观念建构的族群秩序与政治理想。

(5)据《逸周书汇校集注》校订。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795—922页。

(6)《王会》族群名称与《山海经》有较多共同之处，其中所记族群或地域名称相通者就有约18例，分别是稷慎（肃慎）、青丘、周头（周饶）、黑齿、白民、欧人（瓯）、自深、会稽；央林（林氏国）、氐羌、州靡（寿麻）；东胡、大夏、犬戎、匈奴、月氏；权扶（驩头）、长沙、仓吾（苍梧）。

(1)巴蜀之地以南方国存在争议。据考证“州靡之费费”可能出自《山海经》，朱右曾以为云南一带西南夷，何秋涛以“费费”为西蜀之人熊。“都郭”之贡“生生”或出自交趾之地。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869—872页。

(2)《王会》西部南面的区阳、规规、方炀、方人、都郭等，南部的白州、禽人、路人、鱼复、扬蛮、南人等名称，在先秦乃至汉代文献中，几乎鲜有记载，前人注疏争议颇大，本文不予详考。

(3)王祁指出“五域天下观”是最早形成于商周时期的政治观念，从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强调“中域”与“东域”“南域”等同属于“下域”范围的族群关系与空间概念。因此，“四方”空间观念形成时间较早，可以明确。参见王祁：《商周天下观念与“大一统”思想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第164页。

(4)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0页。

(5)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8页。

(6)参见吕思勉：《先秦史》，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75页。

(7)《管子》《国语》《庄子》中记载的“会稽”之地皆指向齐鲁之地。据考证，《南次二经》的会稽山就是鲁东南的会稽。《国语》中传说禹封禅会稽当为会稽最初的地望记录，也就是说“会稽”最早应该是《山海经·南山经》中记载的“会稽之山”。参见刘宗迪：《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第508—515页。

(8)参见刘宗迪：《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第505页。

(1)参见赵奉蓉：《〈逸周书〉文学研究》，第9页。

(2)刘宗迪从宗教、方国以及天文层面证明了古图《大荒经》和《海外经》当成自于商代，又从矿产资源、地理制度等层面证明了《山经》应成于西周春秋。参见刘宗迪：《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第1356—1403页。

(3)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9《海外东经》，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68页。

(4)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44—345页。

(5)《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3021页。

(6)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9《海外东经》，第268—269页。

(7)刘宗迪指出《淮南子·齐俗训》所载“神蛇，潜于神渊，能兴云雨”是以祈雨为古人惯有之俗。参见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第341页。

(8)黎翔凤：《管子校注》卷8《小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25页。

(9)《史记》卷43《赵世家》，第1808页。

(10)《王会》中用以描述、解释物产的语言，共有28例，其中有17例作于西部。《王会》描述物产特质的文字并没有涵盖全篇，说明记录者有意要对其中部分可能无法被常识所接受的物产作出解释。周玉秀指出《王会》中西面的描述性文字，从语言特点来判断，大致产生于汉代。（参见周玉秀：《〈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2页。）也就是说，《王会》原本的名目没有此类“注释”文字对特定事物加以说明，故其关于各类贡物的命名，实际上可能产生于更早的时段。

11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16《大荒西经》，第1256页。

12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卷13《九叹》，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22页。

13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2《西山经》，第43页。

(1)杨伯峻、杨逢彬注译：《论语》卷9《子罕》，长沙：岳麓书社，2018年，第122页。

(2)据刘宗迪考证，《海外南经》中记载四个祈雨的羽舞场景，分别是“毕方鸟”人面鸟身、“羽民国”人头羽身，“比翼鸟”两鸟比翼和“二八神”。此场景与象征夏至的“三株树”相邻近，为夏至时祈雨仪式的舞蹈活动。《山海经》记录其形象，实际上就是舞蹈的代表性动作。参见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第370—372页。

(3)参见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第214页。

(4)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2《西山经》，第43页。

(5)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87《西羌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13页。

(6)参见王继如主编：《汉书今注》卷28下《地理志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939页。

(7)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860页。

(8)张伦指出，柏灌、鱼凫、蒲卑诸族均以某种鸟命名或含有鸟的元素，有的可能以某种鸟作为该族群之图腾。参见张伦：《古蜀鸟崇拜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03页。

(9)如金沙出土的“四鸟绕日金饰”“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等。参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0、61页。

(10)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85《东夷列传》，第987页。

11 12参见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第612、618—620页。

(1)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881页。

(2)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82—183、211页。

(3)参见李经汉、梁宝玲：《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第891页。

(4)参见那木吉拉：《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北京：学习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5)参见王立新：《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边疆考古研究》2004年第3辑，第91—92页。

(6)参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1050页。

(7)一般认为东胡民族的特征主要是以畜牧业为主导，为游牧民族类型。他们在到达西辽河之前，一直活跃在蒙古高原东部。从体质人类学判断其体貌特征，东胡人与中国北方地带，即蒙古中南部区域的匈奴人同属“古蒙古高原类型”。参见韦兰海、李辉：《蒙古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溯源》，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第30页。

(8)“虎豹熊罴”可见于《大荒东经》和《大荒北经》，《大荒北经》记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虎、豹、熊、罴”。又见“北齐之国，姜姓，使虎、豹、熊、罴”。参见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17《大荒北经》，第363—367页。

(1)See Martine Robbeets et al.，“Triangulation supports agricultural spread of the Transeurasian languages，” Nature, vol.599, no. 7886(November 2021), pp. 620-621.该研究综合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的多重证据，指出泛欧亚语系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东北亚的粟作农业与早期阿穆尔（Amur，即黑龙江流域）基因库。这些语言的传播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对应语系的早期分化，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表现为携带阿穆尔基因成分的粟作农人从西辽河流域向周边地区扩散；第二阶段对应五个子语族间的语言接触，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铁器时代，表现为具有显著阿穆尔血统的粟作人群逐渐与黄河流域、西欧亚及绳文人群融合，并将水稻、西欧亚作物及畜牧业纳入其农业体系。特别是距今约3300年前，来自辽东—山东地区的农民迁往朝鲜半岛，这一过程体现了东北亚与山东半岛的密切互动。

(2)参见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北外分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9页。

(3)参见姚大力：《匈奴帝国与汉匈关系演化》，《边疆史地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9页。值得注意的是，韩茂莉指出距今3500—3000年之际，欧亚大陆因气候易变，在草原环境中发展出了游牧方式，这一冷期具有由西向东推进的路线。（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3—154页。）此观点正好印证了，北方草原真正出现游牧群体的时间，大致是公元前第一个千纪左右。

(4)《王会》载：“央林以酋耳。”众家皆以此为“林氏国”。（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849—850页。）马长寿指出“林胡”为战国以后之人们对“儋林之胡”的简称。“胡”的称呼与蛮夷戎狄具有相同性质，真正的族称当来自此族自称之“林”。（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武汉：崇文书局，2022年，第37页。）故“林氏国”即林胡。

(5)郑张尚芳：《大夏西迁及大夏、月氏、焉夷、龟兹的对音勘原问题》，许全胜、刘震主编：《内陆欧亚历史语言论集：徐文堪古稀纪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4页。

(6)据余太山之言，月氏（或为上古时期“有虞氏”），其语言很有可能属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支。参见余太山：《吐火罗问题》，《欧亚学刊》2011年新1辑，第273—274页。

(7)黎翔凤：《管子校注》卷73《国蓄》，第59页。

(8)虽然学界在“昆山之玉”“禺氏之玉”的产地以及月氏居住地等问题，存在一定争议，但是，先秦时期禺氏与玉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则已为共知。参见樊丽沙、杨富学：《“禺氏之玉”斟议兼论月氏的原居地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6期，第42—48页。

(9)林梅村指出殷墟妇好墓中，存在相当一部分和田籽玉，也就是“昆山之玉”，这些玉或出自月氏人之手。参见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58页。

(10)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19—921页。

(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页。

(2)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8《海外北经》，第263页。

(3)参见浦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65—168页。

(4)浦立本指出，江上波夫，白鸟库吉等学者认为“駃騠”的蒙古语词为külüsün，汉语为“汗的”，也就是被中国称为汗血马的西部之马。参见浦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第168页。

(5)参见浦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第168—169页。

(6)关于匈奴语言归属问题，学界尚无定论。（参见叶晓锋：《匈奴语言及族源新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34—135页。）尽管如此，目前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匈奴相关语言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之间存在本质差异。故此，可以说明“騊駼”在《王会》族群与博物的文本处理上存在“错置”的可能。

(7)《海外北经》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记忆甚是古早，但文字成书却作于战国。（参见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第446页。）因此，“騊駼”一词在《海外北经》用以描述一种类马物种，实则可能是战国时期北方地区有此类称呼，经传华夏之地，被时人填入《山海经》中。

(8)See Anatoly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trans. Julia Crookenden, 2nd ed.,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p. 16，转引自姚大力：《匈奴帝国与汉匈关系演化》，《边疆史地十讲》，第21页。

(9)那木吉拉：《犬戎北狄古族犬狼崇拜及神话传说考辨》，《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51页。

(10)参见那木吉拉：《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第96页。

11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34页。

12参见杨建秋、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56页。

13参见姚大力：《匈奴帝国与汉匈关系演化》，《边疆史地十讲》，第7页。“戎狄”群体的活动痕迹，自西周以降便广泛存在于华夏北部边缘一带的考古遗存中。据考古研究，戎狄遗存最早可见于西周中晚期，直至春秋中晚期，陕北一带及太行一带，已存在较为成熟的戎狄政权。（参见杨建秋、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第395页。）而到了春秋晚期，以“狗畜生计”为主体，且与早期匈奴本体族属相去甚远的“狄人”，与华夏核心区域频繁往来。（参见林沄：《关于中国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78页。）因此，在匈奴尚未大规模南下之际，西北至北方的华夏边缘地带，已形成以戎狄为核心的族群分布态势，这正好印证了华夏边缘的主导族群为“戎狄”的结论。

(1)参见林沄：《关于中国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林沄学术文集》，第368页。

(2)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钟基、李先银、王身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0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王会》“伊尹四方献令”部分，同样记载了“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等北方诸国进献之物。但是有关该部分产生的时间尚存争议。此处为后世附加的可能性很大（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22页。）且其中记载的地理知识，更是西汉时期才会出现。（参见刘宗迪：《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第26页。）

(3)参见罗丰：《邦国来朝——台北故宫藏职贡图题材的国家排序》，《文物》2020年第2期，第53页。

(4)罗丰指出，董逌《广川画跋》的有阎立本所绘《王会图》之叙录，其中记载：“东首以三韩、百济、日本、渤海，而扶桑、勿吉、琉求、女国、挹娄、沃沮次之。西首以吐蕃、高昌、月氏、车师、党项，而轩渠、哒、叠伏罗、丁零、师子、短人、掸国次之。其南首以交阯、沅溪、哀牢、夜郎，而板楯、尾濮、西、附国、筰都等次之。北首以突厥、匈奴、铁勒、鞑靼，而以大漠、白霫、室韦、结骨后次之。”参见罗丰：《邦国来朝——台北故宫藏职贡图题材的国家排序》，第52—53页。

(5)参见罗丰：《邦国来朝——台北故宫藏职贡图题材的国家排序》，《文物》2020年第2期，第53页。

(1)参见陈浩：《竞争的叙事——突厥碑铭与汉文史料的比较研究》，陈浩主编：《欧亚草原历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230页。

(2)参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3)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35—136页。

(4)(5)(6)参见陈浩：《竞争的叙事——突厥碑铭与汉文史料的比较研究》，陈浩主编：《欧亚草原历史研究》，第230、228、231页。

(7)参见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5页。

(8)参见朱彬：《礼记训纂》，饶钦农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91页。

(9)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795页。

(10)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4页。

11参见顾颉刚：《畿服》，《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页。

(1)《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熟识各个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不同地区及族群的物产、资源和财富，以固其“周知利害”的目的。参见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79—480页。